《鬼子来了》：你可是我心里面的一点红
“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
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
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
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
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
……”
这是美国学者露丝•本尼特在《菊与刀》开头对日本人的双重矛盾性格的描述，简短又凝练地概括了我们表面上所了解的日本人与日本文化。
个人行为本来也是民族文化最真实的展现，理论里可能干瘪，而当这种文化到具体个人或某件事时，便会展现的淋漓尽致，且真实的可怕。
姜文导演的抗战题材影片《鬼子来了》大概算是这样一种投射，这部披着喜剧外衣的电影中可能有对人性的剖析，可能激起你曾掩埋于内心的冲动，可能寄托情感，也可能仅仅单纯作为喜剧片想要引人发笑。这些可能浓缩在一起，对应不同人的观点，形成一部独特的作品。
《鬼子来了》的确是独特的，观影之前，网络上介绍：“这是一个村子的农民看管照顾日本俘虏却招来日本军队屠杀的故事。”有点啼笑皆非，又像是展现愚昧，而在观影过程中，让你看到的，又好像不止这些。也是别具一格的，《鬼子来了》之前，几乎没有这样一部作品，2000年之后，就连客观展现抗日战争的作品也几乎没有了。
电影中主要出现三类角色。
以马大三为代表的挂甲台农民，突如其来的日本俘虏花屋小三郎和汉奸翻译官董汉臣，和比起上述两类，不管是行事还是思想高级起来的日本军官。
挂甲台村民展现出的是小民意识的愚昧。
也可能是天性使然，因为面临“我”的要挟而产生的惧怕，马大三同志抱着怎样都要脱大家下水的态度决定召集众人一起想办法，把我的任务变为我们的任务，把我的生死变为大家的生死。
三番两次因为杀死花屋小三郎未果的“天意”时，马大三欣喜又庆幸地接受了这一结果，用自己的方式将两人好生安顿。
以及实在，模糊的自知之明。面对日本士兵给的一点儿好颜色不知所以然，不记得深仇大恨，也不记得残忍冷漠。村民们的最后一刻在狂欢中，毫无忌惮的，全身心托付的，掏心掏肺的死去。
翻译官董汉臣油嘴滑舌，愚昧胆小中带着有些卑微自保意识的狡黠，大概太多国产抗战剧的翻译官都毫无底线的怂且没有自己的立场，所以董汉臣的形象一点儿都不意外。和村民们相比较，作为一个经历过“大风浪”的有一点儿文化的人，他身上的劣根性更加真实直接地展示了出来。
而电影最后，马大三为替村民报仇，采用了最愚蠢的方法，自己也愚蠢的死去。电影一直以黑白色彩为主，直到马大三的头落下滚动眼睛瞪大的那一刻，屏幕出现一片猩红。可能直到死亡袭来，马大三的世界才真正觉醒。
日本俘虏花屋小三郎英勇无畏，具有崇高武士精神，敢于直面死亡，敢于破口大骂，虽然以上精神在影片中都被处理成笑料，但还是能看出他作为武士的棱角。
而伴随着要死不死，反反复复地心理折磨，这类棱角不复存在，作为寄人篱下，不知道自己是今天死还是明天死，花屋理所当然地怂了起来。于是前期行为和后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样形成对比的，还有被马大三等人磨的没了脾气的花屋和日本军官们。面对“支那人”，他们彬彬有礼，面对战败，他们坦然接受又绝不认输，邀请挂甲台村民篝火晚会时进行的杀戮，展现了他们心中最原始的欲望。
其实还有一类人，电影开头把“礼物”送给马大三代为保管的“我”。作为正在帮助同类们走出苦难的人，他们身上理应有受人敬仰的品质，也值得旁人为其付出和承担责任。只是权利和勇气，信任成为他们不负责任的资本，如果不是作为喜剧电影，那也太让人心寒了些。
分享一下前段时间看了一档节目叫《见字如面》，其中何冰与林更新对读的八路军胶东支部与日军加藤小队长通信令人震撼，往来信件大体是八路军将对方死者伤患送回的通知与日军加藤小队长的感谢，前者写“请你们妥为安葬”和“请贵军设法挽救之”，后者写“请阁下及诸君多多保重身体，来日战场相见。”
这尚且是日本文化和性格的又一展现。
我们自小接触“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的电视剧甚至电影，很难想象中日战争中存在的“人道主义精神”，甚至那个时期的真实，现实，懦弱和大多数。
但真实也理应是该展现的——我们没那么同仇敌忾，奋勇向前，我们展示懦弱，展示，绝路时想着自保，喜笑都展现在脸上，知道疮痍，知道斑驳，可同样更深切的，用自己的方式热爱着，我和我们的民族。
也像《鬼子来了》想带给我们的一样。
